汪东兴沉浮四年 跟随华国锋的日子

汪东兴

　　回顾汪东兴的一生，1976年参与抓捕“四人帮”和1980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两个重要的节点，然则前后不过四年，可谓大起大落。这四年，也是华国锋主政的四年。

　　汪东兴在中南海

　　首任“中南海大内管家”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而该文作者陈家鹦曾长期在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为了编修工作，陈走访了很多老同志，这其中就包括汪东兴。

　　陈家鹦用“多次出色完成特殊任务，见证历史重大转折”一节概括了汪东兴在1949年前的革命经历，用“回毛泽东身边‘抓老鼠’，主持中南海‘一组’小整风”一节讲述了汪东兴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期间的政治活动，用“热心支持家乡编史修志”、“桑榆晚年热衷著述，生活充实别样精彩”两节描绘了汪东兴的晚年退休生活。讲到1980年的辞职，陈家鹦说：“面对人生的大起伏，汪东兴很快适应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生活变化。”

　　陈家鹦特别提到，1995年前往汪老家时，看到墙上挂着一中堂，是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上书“唐朝少年诗人王勃诗一首，送别。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还告诉陈说，除了王勃的《送别》，毛泽东主席还特意又写了自己脍炙人口的那篇名作《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陈感叹道，“将这样珍贵的墨宝赠给汪东兴，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长达30余年，被称为首任“中南海大内总管”，名副其实。

　　历史转折中的汪东兴：参与抓捕“四人帮”

　　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去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大热，其中第1集就是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当李先念和叶剑英讨论抓捕行动时，一致觉得汪东兴同志靠得住。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韩钢教授综合现有资料指出，是华国锋先找了李先念，再通过李先念找了叶剑英。韩教授引用了华国锋的回忆，可以看到，华国锋“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国锋“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最终，1976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晚的大动作，也就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集的内容。

　　随后，汪东兴在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达到了人生的新高度。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的十一大，华国锋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入最高领导层。转眼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汪东兴辞去了领导职务；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了最高领导职务。

　　可以说，华国锋与汪东兴在历史的漩涡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钢教授指出，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我们可以发现，“一正”也适合对汪东兴的评价。韩教授梳理了相关史料后，还看到，“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这两件事，汪东兴出现的频率更高。

　　1977年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中央理论学习组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1月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要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1月21日，中央理论学习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韩教授据此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但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

　　此外，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除了“两个凡是”的问题，韩教授还注意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从上述内容来看，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没有处理好与老干部、复出干部的关系，不能不说这影响到了他的人生。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1月25日会后，于光远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他们一致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

　　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是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于光远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随后，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

　　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领导格局进一步变化，华国锋、汪东兴逐步边缘化，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重回权力核心，开启了下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