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计划劫持慈禧 张之洞赞同变法反对康有为

康有为

　　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计划劫持慈禧太后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然而，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

　　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

　　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张之洞赞同变法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 ，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 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