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获得高考自主权的亲历

教育家吕型伟在新近出版的《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书中披露了上海获得高考自主权的一段内情，摘登如下。

1978年，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本书，考的是一样的题，这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

我当时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我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十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套教材”，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我主张各省可以自主研究课程教材的改革，中国可以拥有多种教育模式，可以搞“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鼓励各省市自己编教材，学校可自由选择。

我的主张一提出，当场就有人反对。理由是，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大纲和教材。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上海可以自己搞，自己编课程教材。当时赞同我观点的还有广东、浙江、四川等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我们约定 “先走一步”，各自进行试点。

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教材可以自己搞，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搞?搞了谁敢用?高考这根指挥棒实在太厉害了。一分之差，万人之下。事关前途命运，谁敢违背?要改革，就得从这根“指挥棒”改起。我开始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的命题权拿过来。而后来，广东、浙江、四川的教材改革渐渐停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棒”没有拿到。

我打定主意要去争取上海高考自主权。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我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副市长沉思了一会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这种事，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历来没有的可以创造，只要你答应，我就去争取。”我连续找了他多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争取争取看，教育部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试试。”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当时的教育部主要领导和分管招生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抓住这个机会，和分管副市长一起去拜访了他们。我们先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暗示上海和其他省市情况不一样，接着把话题向中心引：“高考历来是全国一张试卷，高考命题也总是众口难调，教育部吃力不讨好。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那就非常主动了。”

教育部领导颇为疑惑，说：“这样做能行吗? ”我说：“中国的一些省比欧洲的一个国家都大。欧洲有那么多国家，有那么多种考试制度，不也在各自招生吗?”那位部长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说那样搞要乱的。我又说：“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都有经验，有能力，你可以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让下面出，有什么不好? ”

就这样，经过反复解释，教育部领导被说服了。他表态：“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接过话题说：“那好，上海自己搞!”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完。不久我去广东出差，等再回到上海，同事告诉我事情变卦了，教育部领导回到北京后改变了主意，不同意上海单独搞。大家建议我再去北京争取一下。

当时春节将近，我也顾不上过年，急忙赶到北京。我曾在教育部工作多年，熟人多，在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原来是分管高考的司长不同意，教育部领导答应我时本来就很勉强，被他一说就改变主意了。好在这位司长和我也很熟，曾经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就直接去找他。一见面，我就半开玩笑地责问他：“你为什么给我捣蛋啊?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给愣住了，他说：“我怎么会给你捣蛋啊? ”我挑明了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这件事。他说：“我是替你们着想，这件事情太麻烦了，太复杂了。命题啊，保密啊，众口难调。这些事历来是不可能达到各方都满意的。你们不要搞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说我愿意吃这个苦。我还和他订了个君子协定：“明天我去向部长汇报，你一起参加，但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我讲完了就等部长表态，部长不赞成，我也就算了。要是赞成了，你也不许讲话。”他想领导肯定不会同意，乐得做个人情，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再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上海要求自主高考招生的想法。我讲完之后，部长抬头看看司长，希望他发表意见。这是个关键时刻，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心里很紧张。他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们就去搞吧。”散会之后，那位司长连连说上了我的当。他以为部领导一定不会听我的，结果事情和他预料的恰恰相反。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拿到了高考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