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关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袁世凯，长期以来，人们都揪住其戊戌告密不放，似乎袁世凯告密导致变法失败。人们大都不去想：为什么维新派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击的时候，不去求助别人，而去求助袁世凯?因为袁世凯也是力主变法维新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之人。

一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95年5月7日)，上书光绪帝师、军机大臣李鸿章，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36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是难得。

二1895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

三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20天，8月22日，袁世凯就将洋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强占旅顺，其他列强纷纷效尤，亡国灭种之危迎面而来。在维新党人不断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1897年12月，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急匆匆赶到北京，也向帝师翁同龢连上两个变法说帖，力促维新。1898年3月，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第五书痛陈民族危机，疾言变法的同时，袁世凯又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龢，“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向翁同龢指看画报，“切言必分必合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四有人认为，如果袁世凯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杀荣禄，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可促使变法成功。这实在是一厢情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老谋深算的慈禧15日就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9月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已有不满之意，9月上旬荣禄就已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以备不测。9月18日白天守旧大臣到颐和园敦请慈禧重新训政，深夜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密商回天津杀荣禄后提兵围园劫后，可19日慈禧已从颐和园回宫，21日就重新训政了。天津至北京一百多公里，要求袁世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夜返回天津，19日杀荣禄，然后倾其所有，提兵所部7000兵马，首先打败驻扎天津的清军3万多人，再北上打败驻扎北京的清军6万多人，在21日之前杀入皇宫，救出光绪，实在是不可能。果真如此，结局无非是戊戌六君子变成七君子而已。

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事实俱在，后果已成。我们可以惋惜袁世凯未能善始善终，但不能像要求具有崇高觉悟的现代革命者那样，去要求混迹官场十几年的旧时代的袁世凯。

五1914年1月，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以“特阐幽光，用彰先烈”为名义，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同年9月，内务部又按照袁世凯旨意，在京师给“六君子”建立祠宇，并将六君子史事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表面上说是“用示崇德报功之意”，并“以昭激劝”民众，或许还有表示对戊戌六君子的歉疚之意。